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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二叔说市

关于配股，好几个和我争论了一整天，情绪颇重。我不站位，股票爱怎么看怎么看，我只是尝试解释行业不断配股的动因。理解之后再发情绪，情绪是不是才有价值。

1．证券行业配股争先恐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
从2018年起，前十券商的杠杆率提升，从3.8提到2022年中的4.9。推高的原因，除了费类业务越来越附带资金需求开始资本化之外，主要是场外衍生品业务发展，推动券商重资本业务由方向性走向非方向性。由此，券商业绩开始不随市场大波动，业绩趋稳、逐高，ROE提升，这是股东们想看到的漂亮曲线。

场外衍生品这类客需型业务的规模推高，会比较吃表——

场外衍生品业务，简单来说，是客户签了衍生品合约，交一份保证金，券商拿着这份保证金按照客户要求去交易，其中个股期权、DMA互换等业务，券商还会负债去交易，即给客户加杠杆的方式去交易。

这个方式下，场外衍生品业务带来负债积聚，包括了要还回去的客户保证金、根据合约加杠杆后的股票投资、以及对冲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。

如果是在跨境场景下的合约，还因为境内外资金不互通，对岸的客户保证金不能拿过来用，得全额负债去交易。

2022年中前十券商客需业务负债由2018年的10%占比提升到了17%，达3.6倍，2022年H前十券商共计客需负债超万亿。

——这类负债是积聚了被动性负债；相较于融资性负债到期能确定、可平滑期限分布，客需性资金与市场行情、客户行为相关，很难主动进行期限平滑。这就开始考验了券商的流动性管理能力，要一个期限相互运作的考量。

而券商是背负着一套”流动性要好”、“资金要稳定”、“风险资本准备要足”要求的监管风险指标。这就形成，这项业务拿着客户保证金其实不太占资，但也会吃表，也就是吃这些风险指标额度。

而这一套指标额度围绕着净资本，吃净资本的额度，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扩大净资本，必须通过权益融资。

以为例，2019年下半年“净稳定资金率”基本挨着监管预警线在跑，当时中信场外存续规模为1445亿元，20年1月定增，资本补足135亿元，但是依然没有缓解。

2020年末“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/净资本”达到78.5%，基本是挨着监管预警线，就差1.5%，当时净资本为859亿元，若按名义本金规模的20%换算这个指标，相当于只能再接64亿的名义本金合约。21年2月公告280亿配股计划，22年1月完成配股，当年指标稍微好看了一些，不用摸着红线展业了。

的问题相同，2019开始就是摸着红线在走了。中金公司的财务杠杆在行业内是偏高的，所以“资本杠杆率”这个指标频繁触及红线，今年上半年中金公司即便主动收缩了一些北向业务，这个指标仍慢慢走向红线，2022年9月抛出了配股计划。

华泰证券也开始走向红线，“资本杠杆率”“净稳定资金率”持续走低。由于华泰的场外规模处于市场前二前三的水平，把市场增速放在他们身上去预测，表很快就触及红线，“净资本最多维持几个月”，也就带来了这次的配股。

券商经营，对监管风险是深深烙在心里的，并牢牢刻在行为模式里，避免一切吃监管函。即便只有一个指标快触及，无法短期自砍调节业务，能用外力自主解决问题，便会毫不犹豫。

2．为什么2022年权益融资越来越普遍？

这要看什么类型的业务更吃额度，简单来说，股票投资吃表更厉害，指数投资吃表相对轻，业务结构在转向吃表重的业务。

一是，因为2022年贴水收敛，雪球业务（指数投资为主）敞口增加，不敢多发了，新增规模大幅下降。为了维序业务，个股期权（挂钩个股）相对占据重要作用了，也就是更多走向占资业务，且挂钩个股吃表比重更大。因此，普遍在一级交易商中有这类指标触发预警的隐患问题。

二是，跨境业务2022年利率境内外倒挂，叠加港股下跌，香港那边的交易台出现自营仓位下跌，流动性备付增加，同时外面的利率提升，很难募集到便宜的钱，若还要继续展业，需要对国际子补充资本。跨境规模前三的券商2022年都增加了境外投入，中信65亿港元、华泰102亿港元、中金64亿港元。有跨境资格的券商是十家头部券商。

三是，期货风险子也可以做场外业务，和母公司是竞争及互补关系，在商品上的业务有一定优势，期货本身是资本金相对偏小的主体，若持续开展这项业务也必须补足资本。

所以整体从业务发展上，各家不断在存量上累进规模，不进则退，并且更多的走向了占资、更吃表的业务，且有更多要补足资本的业务单元参与进了这个业务。

3．补充净资本为什么一定是配股？

券商补充净资本的手段很不足，权益融资有四种，公开增发、定增、可转债、配股。

公开增发面对大众增发新股，低迷行情时价格不具备优势，存在发行失败的风险。

可转债，满足负债不超过净资产的40%，华泰证券不满足这一点，且含权债券要一定时间内依据条件转换为公司股份，对于净资本短期内无法维序的券商，不会首选。

定增，发行价格不低于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80%，不超过股票总股本的20%。华泰证券是由于PB在1以下，不符合国有监管。

配股，向原股东按照持股比例、以低于市场价的某一特定价格配股，不超过总股本的30%，A+H上市公司必须是A+H配股，即境内外同步同价配股。

前期券商定增上有没人买的情况，配股上主要是原股东上的首肯支持。因此，在少数可选的方案中，综合考虑可行性、资金到位时间、找资金的成功率上，券商纷纷走向了配股的模式。

4．场外衍生品业务到底怎么吃表严重？

现有的监管风险控制指标体系是一套多维度的指标，目前这套指标基本把杠杆约束在6左右，同时对流动性、稳定资金、风险准备资本等各方面有一定要求。

这套指标对场外衍生品业务有存在双计的情况，比如DMA互换上，在互换的科目中算一遍，股指期货上还会计算一遍。或者说是场外端算一次，对冲端算一次，业务资本消耗会比较高，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率上经常承压。

可以预见的是，这套指标下，场外业务发展会跟着不停的触及预警线而放慢脚步，短期内集中度会慢慢降下来，并且行业内仍会有券商，大概率是一级交易商，接着发布配股计划。只有这套指标优化改善，才会停下配股的脚步，不然无解。

更深层次地看，随着场外业务发展，券商为机构提供交易工具，加入资本市场“机构化”的助推力中，回归本源将自营业务小作坊资金变成对客投资服务，参与到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中——但券商并没有很多“资源”让券商去配置，包括融资手段不足，资金偏贵，包括空间不足，业务空间上有上限。

还是我上篇说的那句话，“这是给券业接下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考验”。也确实要在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条件下，券商在估值上的审美才会提升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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